“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当前热议的取消高校行政级别颇不认同，他表示：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3月7日《新京报》)
纪宝成代表的反对逻辑看似成立，但问题在于，当大学校长热衷并且极其计较于以行政级别进行政府谈话和民间交流，或者看重于行政级别所关联的住房、医疗等附属利益时，长期行政级别的熏染和官本位的惯性，很难让人保持人格上的两面性，即对外以行政级别和行政手段对接；对内用学术的手段和思维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结果只能是行政手段和思维统领校内外的一切事务。
事实上，无论我们怎样表白高校行政级别仅用于与社会对接，在半数以上博士进入政府做官，在高校内部博士、教授为了一个行政职务打破了头的现实语境下，都无法撇清行政手段和思维在高校内部的主导地位。如果说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那么不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就要贬低教师。因为在高校内部，能够占到一官半职的毕竟是极少数人，绝大部分人还是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普通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