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这则教育部任命文件“教任[2010]22号”关于华中科技大学八位副校长的任命，总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在这一任命中：“任命林萍华、丁汉初为华中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厅级），杨勇、骆清铭、张晋、邵新宇、段献忠、罗俊为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这一任命中我不解的事情有三：

其一，一个大学到底需要多少校领导。从华中科技大学网站上看，华中科技大学有书记1人，常务副书记1人，副书记2人。有校长1人，常务副校长2人，副校长6人。共计有校领导13人。这其中享受副部级待遇的2人，享受正厅待遇的3人。由此可见，大学的复杂程度越过省委省政府。因为省委一级的副书记最多也只有2人，而华中科技大学的副书记有3人之多；一般省政府只有1个常务副省长，而我们的华中科技大学却有2个常务副校长。

第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刚开过，《教育中长期规划》正在加紧落实，两个正厅级副校长的任命有点逆风而行。大学“去行政化”，在今年两会期间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布时，曾激起全民人民的激情热议。6月6日颁布的我国第一个《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提到备受关注的“去行政化”问题：“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 (《人才发展规划纲要》3.1.2) 。一个大学有两个常务副校长是否需要？是为了解决级别，还是为了工作？两个正厅级的副校长的任命，让人们对大学能否去行政化感到担忧。

山东省本科有45所院校的文科专业、47所院校的理科专业甚至出现了“零投档”。河南本科二批六成高校一志愿上线人数不足；文科54所、理科63所院校出现了“零投档”。其它省份的情况也会陆续出来。这些遭遇“零投档”的大学在难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该反思。

想当年，我们常把高考比作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可如今世道变了，一些大学没有迎来千军万马的报考者，倒是出现了无人光顾的尴尬局面。考生在用脚投票，这一票即是投给单个高校的，也是投给中国高等教育的。根据两省的情况，这些遭遇“零投档”的大学主要是边远的高校、近年刚生本的高校、办学实力较弱的师范类高校。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国外大学特别是英美大学在中国招生报名的火爆。根据教育部的消息，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9年底，31年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162万人，年平均增长26.8%，留学规模扩大了267倍。截至2009年底，我国以留学身份出国的人员有112.34万人，其中82.2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学习以及学术访问等。而2010年出国留学人员将达到30万人。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大学治理是大学内部权力机关的设置、运行及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安排，即大学董事会、大学评议会、行政委员会、校长等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运行机制设计。十多年来，随着进入新的世纪，全球各个国家大学内部治理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其中最强的莫过于全球大学内部治理的“美国化”趋势。这种趋势的最为重要的表征指标是大学治理结构的美国化、运行机制和方式的美国化。

最早认识到大学内部治理美国化的当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早在20世纪初韦伯就认为“美国的大学以一种相当无情的方式与它们的同类竞争。它们能够容忍种种竞争规则。像现代工业企业一样，为了效益，它们追求无情竞争的政策，至少在比较年轻的教师中是这样进行无情的能力筛选的。”[2]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是理性化的社会，资本主义企业是典型的理性化组织形式，这种组织的根本治理原则是“科层制”。韦伯认为美国的大学为科层制的组织。他预言，“德国大学和德国人的通常生活一样，也正在逐渐美国化”。[3]应该说，这是一个社会学家的客观判断。当时，全球大学的中心刚刚由德国转移到美国。

《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将于2010年9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第39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当然包括家长）不得私自开拆或查看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手机短信等个人信息，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对此，我想从教育理论的角度和实践的角度对此进行一些冷思考。该《条例》从立法意义上讲，是一种进步。终归，未成年人也是人，也应该有自己的隐私，有自己的个性空间。这对未成年人的成长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过，他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其儿童时期父母对他的“放纵”：他有单独的房间，在他的房间里，他有完全的自由。父母不会干预他的生活，按该《条例》来讲，就是尊重儿童的隐私。但如果从中国社会的环境和家庭教育的实践来看，这个《条例》明显地是没有充分顾及中国国情。

中国的社会环境并不好，各种黑恶势力、仇视社会分子猖獗。他们的目标往往是未成年的孩子。比如，向小孩子要钱、让小孩子充当他们犯罪的工具、甚至是直接针对小孩子的伤害。这些情况，有时小孩子并不给家长讲，有时是坏人不让讲，作为家长可能就不一定知道。可是，有时我们会从孩子的日记、小纸条上看到这方面的记录。对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及时予以指导，从而避免对孩子造成大的伤害。不“偷看”孩子隐私，有时这种情况真不知道。

改革开放后全国第四次教育工作会议胜利闭幕了。这次会议规格之高、意义之大，自然不再话下。关键的问题将是落实。从1985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教育体制改革，到1994年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再到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素质教育，最后到本次会议提出的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教育改革正在逐步进入关键时期。但回首往事，我们就会发现，前三次会议的精神，时至今日它们也没有得到完全落实。教育体制改革虽有大的进展，但在关键改革上停滞不前；优先发展之教育投入占GDP的4%时至今日也没有实现；素质教育实施十多年，以考定终身的现实也没有得到改观。本次教育会议以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主题，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为目标，以教育优先发展、改革创新为路径，最终到2020年实现教育现代化。可以说，本届会议的精神最为高远，实践难度也最大。其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涉及到根深蒂固的观念、体制：如，如何确保全国教育投入到2012年达到GDP的4%；如何确保中央提出的教育“三个优先”（①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要制定政府规划时，政府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安排的地位；②“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③“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高校如何去行政化；如何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等等。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如何才能使本次教育大会精神不落空呢？我认为应该建立以下制度和机制：

爱吃火锅的人大概都吃过“海底捞火锅”。我想各位食客在为其美味所折服时，更为其员工的激情所感染。在海底捞吃火锅，看员工服务真是一种享受、一种美。这里的员工在跑步工作，在微笑服务，在主动服务，在激情服务。看他们快速地擦桌子、看他们随着舞步的拽面、看他们不经意表露出的自豪与自信，你不得不由衷地感叹，这里的员工太特别、太厉害。这样的企业不强胜，那才叫不正常呢。

近日，中央二台“商道”栏目专门剖析了“海底捞现象”。其公司董事长的话很简炼，但却是真谛：我们的秘诀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给员工创造一个双手改变命运”的平台。在海底捞公司，只要你肯出力，有激情，能主动服务，服务得到顾客好评，你就可以逐步得到提升。其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就是从一名涮碗工干出来的。为此，海底捞公司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依靠公平竞争、靠自己双手发展的制度。这些制度的目标是：创造员工主动服务的激情；途径是依靠公平机制考核每位员工的业绩、满足员工个性化的需要。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理论。我在想，能否把这些制度应用于我们大学的教师发展呢？或者说大学教师发展能否实现“海底捞化”呢？也即说大学教师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呢，或者也简单地叫改变自已命运呢？大学能否创造一个类似“海底捞”的环境呢？我历来主张，企业的今天就是大学的明天。可我仔细去思量这件事，还真不容易。

评价一所大学优与劣的标准有很多，争议也很大。不管是中国的大学评价机构，还是国外的大学评价机构，真正得到广泛认同的并不多，甚至说没有。最多只能说是得到较多认同。但如果用“否定式”的方法来界定一所大学的优劣，则往往可以得到让人信服的结论。最近我就想，现在全国的高校基本上进入了署期，这时如果一所大学的校园静悄悄的话，我想基本上断定这所大学不是一所优秀的大学。

所谓大学校园静悄悄，我指的是大学图书馆里没有学生或者说学生很少，甚至图书馆压根就不开放或者开放时间很少；大学的实验室里没有教师，或者说基本上没有教师，晚上整个实验楼黑漆漆一片；大学的行政楼空空如也，没有过多的车辆，或者说大学行政楼就没有领导的车辆；大学的教室不开放，或者说开放很少，里面没有几个学生。如果符合以上四个条件，那么这个学校就可以断定不是一所优秀的大学了。

为何呢，我决不是说，在暑期不让师生、领导们休息。我只是想我们可以从这一指标断定一个学校有多少人在学习、在研究、在工作。因为，虽然高校放假了，但社会并没有放假，如果一个学校办公楼边没有车辆停放，说明这所大学与社会交往很少，社会开放度很低。因之可以断定这所大学所利用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非常有限。进而可以推定，这所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发挥的不好。

七月是大学生走出校门的月份，按惯例也是校长在大学生毕业典礼上作“最后讲话”的时候。不过，今年的七月，校长们多了一些“潮语”：“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姐的娱乐”、“哥的寂寞”、“杜拉拉”、“灌水”等网络流行语进入了大学校长的讲话稿。一时间，媒体追捧如潮，似乎中国大学校长一夜之间“会当校长”了，校长“亲民”了，校长成为好校长了。对此，我想说的是，大学校长光有“潮语”是不够的！

大学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也是一所大学的符号，更是一所大学的性格，在一定意义上大学校长就是一所大学的代表。如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竺可桢与浙江大学、梅贻琦与西南联大、朱九思与华中科技大学、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与柏林洪堡大学、范•海斯(Charles Van Hise)与威斯康星大学、特曼(Frederick Terman)与斯坦福大学等。这些校长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具有教育家的素质与追求；具有锐意创新的品格与胆识；具有良好的个性与权威。作为校长，他们能认真研究过如何发展问题，熟知教育教学规律。他们明白大学是什么，什么是好大学，大学如何发展。能够按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办大学。他们能够与大学的教授甚至一般的师生分享权力，能够在大部分师生不想或没有想到要做某件事时，他们能够成功说服师生去做，从而引领大学向前发展，他们是名符其实的教育家。

话语中心是指一所大学的主流话语方式，它是弥漫于大学各个角度、各个阶层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深层的“文化共识”。话语中心体现了大学的价值追求，是大学价值追求的外在表现。综合观之，现今世界各国大学中的话语中心模式可以分为四种：政治话语中心模式、学术话语中心模式、资本话语中心模式和社会话语中心模式。

政治话语中心模式：

在此类大学中，大学的话语以“政治话语”为中心，体现出较强的“政治正确性”。具体表现上，这类大学各个层面的大学人中，话语的突出特征是“政治至上”：话语唯上性（以领导的话语意思为自己话语的内容）、国家利益性（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领袖的魅力权威）、话语无个性（各阶层的话语没有个性，表现出惊人的政治一致性）。现在这种大学的代表主现存在于集权制国家的大学之中。以朝鲜、伊朗等国的大学为代表。

6月23日教育部在天津召开“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启动会（以下简称“卓越计划”）。按此规划，“卓越计划”将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按此计划，行业企业将深度参与培养过程；按此计划，学校将按通用标准和行业标准培养工程人才，并强化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按此计划，工科类学生将在企业学习一年，“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

目前我国开设工科专业的本科高校1003所，占本科高校总数的90%；高等工程教育的本科在校生达到371万人，研究生47万人。可以说，工科类学生的培养质量，直接影响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更进一步的影响则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战略目标。由此可见此计划关系之重大。

按照自己的理解，“卓越计划”的目标是培养动手能力强、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工科人才。“卓越计划”的重点在于“卓越”，目标是“创新”。只有把握了这两点，卓越计划才有可能落在实处。为了实现“卓越“和”“创新”的目标，我认为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大学、学生四方面的共同努力。但四方面的作用、地位、职能并不相同，如何实现四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则是这项计划成功与否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