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学理论存在于国家的教育体制之中，对于国家合法性的建构无疑起着一定的作用。作为体制的存在和合法性建构的角色，文学理论便往往易于走向自律，并裹挟着一定程度上的远离日常生活的特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文学理论要学术化的“讲话”，其使用的语言总是不能让大众“喜闻乐见”，更遑论未经训练者要“单刀赴会”地进入其学术话语体系的主要原因。但是，即便如此，这也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就要成为一种纯粹无用的学术游戏，它就不能面向现实参与发言，更不意味着文学理论就不能批判性地建构国家话语。

事实上，作为一种参与国家合法性建构的力量，文学理论更应该做的事情，是如何将一种具有合法性的观念“乌托邦化”地置入到人们的心性结构之中，既而培养具有个体性的人们的共通感、团结感和认同感想象。

而当历史处于转型之际，缺乏主导性的合法观念的时候，或者当一种合法性的观念充当了“意识形态”而失去了独立性，甚至成为了压抑性力量的时候，文学理论往往就会面向当下，反思历史，展开勇敢地批判，并从事积极的建构。这个时候，文学理论多半会显得通俗化一点，其学术语言也会表达得日常化一些，其身份姿态也会显得更加的平民化一些。同时，在文学理论体制之内，则会出现诸神纷争，没有共识，没有历史，反思成风。然而，此时的人们，或也会渴望得到历史的承认和现实的积极关注。

2、大多数的文学理论学人一回到现实，要解释当下的时候，往往便说不出话来，即使说话，也说不出大白话来，甚至说不出常识性的话来，说不出资深学人那样很朴素很有中国气派的话来，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你怎么去建构中国学术，如何去从事大学教育、凝聚人气和实现愿望。现在报考文学理论的人就相对少了，人少了竞争不强了，对于这个学科来说不是好兆头。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特别是读了布迪厄的书以后，我越来越觉得理论拜物教是要不得的，崇洋媚外，食古不化是要不得的，中国学术应该有自己的现实问题应该讲自己的话，你不能回到自己的现实问题不能讲自己的话，你如何能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如何能把学术带到现代、走进全球。

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不是要强调不要读外国书，与其这样理解，不如这样来表达：读外国书，不要教条化，重要的是像人家外国书思考外国和全球一样的，来思考中国和世界，在这种思考中，说不定就产生了我们的思路，思路多了，思想就会生产出来。这是有可能的。因此即使读中国书，学任何理论，都应该历史化、语境化、问题化，而不应该知识化、教条化、信仰化。

题记：早上在新乐群吃饭，一位我不认识的同学向我打招呼，奇怪，他还知道我导师是谁，原来他听过我们学科的答辩，那是去年的事情了，那时候我是答辩秘书。当问起我写什么论文的时候，我说90年代文学理论方面的问题，看得出来他有点惊讶，好奇地问道：中国的？什么文学理论？一种不以为然的语气，让我紧张了起来。难道中国当代真的没有文学理论么？或者没有值得研究的文学理论问题？还是由于我们都认为：现代/当代无非是“侏儒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是个一直以来让我茫然的问题。我也常常因此被指责为读了较多“垃圾书”的人。小时候我祖母总说，“男怕入错行”，难道我真错了么？这是个问题。正要睡觉时候，突然想起早上的事情，于是耿耿于怀起来，不顾最近的辛劳忙碌，奋笔疾书，写下了下面的几段朴素性文字，也不知道我这样写是否太情绪化了点。还有两部分，未来得及修改，只好下次再来见诸于此了。

如果单位的工资，可以增加50%的给他们，那就是没有“剥削”？

如果买房子的钱，可以退回一半给他们，那就更没有“剥削”？

如果有权不能胡作非为，那就是没有“压迫”？

如果有钱不能为所欲为，那就是没有“压迫”？

如果领导不是“干部”，那就是没有“压迫”？

如果工人不是“小人”，那就是没有“压迫”？

到哪里，去寻找这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呢？

毛泽东，用工人来解放农民？

谁，用谁来解放工人呢？

近日，读九十年代文献，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新左派”有点了解，发现他们有以下几个特点：

1、提供一种全球框架内的乌托邦想象，试图对这个过于资本/市场逻辑化的时代进行未来想象，很有大理想，这当然很可爱了。说得高一点，这犹如海德格尔对这个技术社会进行沉思一样，都是运伟大之思，都可谓是伟大的可爱了。可惜，我总觉得这无论如何也只是一种“高贵的单纯”！（难怪他们要在北大、清华这样高贵的地方进行这样高贵的思考。）但愿这种高贵的单纯，不要引来一种迷思与大恶。当然，海德格尔还是要比单纯的立场派的左派更为有深度、灵韵与可敬感。

2、关注弱势群体，看似很有道义感，但是却是以一种惨痛的历史经验（想想文革/反右/大跃进死去的人们吧）“单纯”的“移植”而来，这多少有些让人心悸。要知道一种关注太直接了点的时候，一种爱太直接了点的时候，往往会没有美感，往往会适得其反，这是很危险的。因此，这种关注不如作为一种话语策略，这还是可以的。不过，新左派如果关注弱势群体的时候，主要思考的是他们的起点不公正不平等，而不是要廉价地甚至粗暴地给弱势群体直接的再分配式的优待，这个我看是能得到较多认同的。同时，如果考虑的是像“富士康”提薪之前之后的劳资矛盾（这样残酷无情的资本家在广东上海浙江北京那是太普遍了，甚至在许许多多的“单位”都是如此），考虑的是这个“断裂”的社会的不福利不保障，考虑的是这个监督不力的社会的官僚腐败官民矛盾百姓被欺压凌辱没尊严，考虑的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很反讽有特色地做着非马克思反马克思的事情，等等的时候，我就觉得新左派简直是太有人间情怀太伟大太可爱了。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依然不认为可爱的新左派因此就要去向往甚至实践“文革”，并且不惜打着可爱的“反现代化的现代化”这样的所谓具有全球眼光的学术口号，这无论如何也有美化历史的嫌疑，无论如何也有不

说明：最近有些惶惑，为了让自己有点境界，我便回忆起读过的两种书里的两段话来，反复读着读着，心情就平静了许多。

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因此任何人，如果他不能给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他绝不会在内心中经历到所谓的科学“体验”。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这全看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学术与政治》，23-24）

昨晚，和一位大学教授打电话，聊天中说及人际的关系问题，无形中似乎感受到了作为博导的他也遭遇了一种现实的无奈。这种无奈，虽然没有残忍到极左时期的对正常生命的压抑，没有让基本的公民权利被剥夺，但也有“被边缘化”的辛酸吧。

难道那些没有什么“权力依靠”的人，要在工作中不遭排挤，就只有使自己变得逍遥点，甚至使自己变得平庸点？也许，不与人“争强好胜”，让着点别人；不挡住别人的“光亮”，躲着点别人，大概如此才能生存得下去？才能获取到一点所谓的审美？

难道也可以认为：要能够更好地行使自己的善良意志，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就目前看，大概就只有去获取实际的行政权力了。或许是吧。或许，这也是大学越来越行政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可是，要获取实际的行政权力，又谈何容易？在今天这样一个士庶分明的官僚体制下，几乎是没有可能。

朱清时，作为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的一个公众人物，被赋予了极大的期待，似乎只要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东西就都是“真理”，如此这般的也就成为了媒体追逐的对象和人们关注的焦点。循环往复，他最终便获得了不少的文化资本，甚至积聚了英雄般的灵韵。

然而，每每我看到作为院士的他，却成为了一个高等教育界的文化英雄的时候，我的内心却总是复杂。一个资深院士，成为校长，成为公众人物，是无可厚非的，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所为。但问题是，朱清时作为知识分子，却似乎与其知识无关，与其院士的身份无关。如果我的观察没错的话，作为知识分子的他，更多的是与其名校校长的身份有关。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么？难道作为知识分子，就可以不要知识？我想，知识分子与知识是不冲突的，至少知识分子不应该以湮灭、荒废知识为代价，果真如此，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就不怎么理想了吧？

今天中午，李兄发来短信，告诉我今天晚上有朱清时关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方面的讲座。去了。碰见张、曾诸君，难得江西人在一块了。

朱先生被安排的话题为：基础教育质量观；基础教育与国家创新人才；21世纪教育的核心知识与能力；基础教育质量的评价与测量；中国基础教育的出路；教师素质与基础教育质量。

朱先生没怎么讲，也没有完整的讲，最多也就讲了一半吧，然后估计是讲不下去了，或者说讲不出什么新道道来，讲不出什么味道来，所以就“中断”了，变成了座谈或者说问答这样一个新形式。看得出来，他的确也没有准备。没有我想象中的学术般长篇大论、妙语生花，没有我期待中的煽情蛊惑，拍案而起。

回想起来，只有这样几点让我有点印象：

现在的研究经费与研究的关系乱了，研究经费占有了，但不从事研究；

他在南方科技大学招聘财务等岗位人员，考察应聘者的第一条是诚实；